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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5年7月25日，北京的天乌云密布，似有一场雷雨将值。此时，北京殡仪馆外一行人，身着正装站在门口，翘首看了好几次，好像在等待什么人的到来。
随后，一位身穿黑色中山装的老者从面包车上下来，众人急忙走下阶梯，搀扶着他进入大堂。大堂中央停放着一口灵棺，上面没有注明逝者名姓，只见得这位老者一脸悲痛地走到灵棺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回头对众人说：“郑老，一路走好！我必会为您讨回公道。”
这位老者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。随后，名列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、开国大将粟裕等国家高级领导也相继来到灵堂吊唁。然而，这次哀悼会没有众多花圈，也没有众多百姓前来吊唁这位革命先烈。
多年后，事情被一位记者披露在大众面前。大众疑惑不已，邓小平口中的“郑老”究竟是何人？竟然惊动京中“大官”前来吊唁。而邓小平所说的“公道”又是为何呢？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？接下来，我们一一来解密。
据记者所调查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“郑老”，正是参与领导黄麻起义、中共第二大根据地鄂豫皖苏区的重要创始人郑位三同志。
展开剩余94%1925年，郑位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郑位三入党之前，他一直是痛恨封建阶级，却无奈于无权无势、无党无派而无力“反击”的农家穷小伙。
当时，在黄安县，多数地方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，贪赃枉法，不是擅自提高赋税，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平民入狱，再威逼利诱其家人，掏出钱财来“赎身”。种种不公平事件在黄安县多有发生，郑位三一家也没有逃离封建阶级的魔掌。
那一年，郑位三的一位叔叔无故被捕入狱，父亲不得已掏出钱财打点官府上下。郑位三看着自己的父亲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，就这样不明就里地进了那些贪官的腰包，郑位三愤恨不已。看着身边的村民在封建阶级的打压下，一个个地生活得苦不堪言，郑位三心中便生出打倒帝国主义、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“野心”。
可一个身处远山的穷小子，如何能打倒高高在上的“官大爷”们呢？无非是“痴人说梦”罢了。郑位三同乡的朋友知晓他的理想后，都捧腹大笑，指着他说，“你怕真不是个痴人。”
这一切未曾打击到郑位三，他反而更加努力，白天一有空就拿出书来读，晚上也总是“挑灯夜战”，不放过任何可学习的时刻。
1918年，“老天不负有心人”，郑位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，也就是现今的武汉理工大学。此时，中国走在思想前沿的能人志士聚集一处，正“蓄谋”着一盘大局，中国即将引来一场“暴风雨”。
自1917年11月7日，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建立苏维埃政权，俄国十月革命彻底胜利，马克思主义便由这一声枪响来到中国人的面前。
北京、上海多地的报刊都刊登着这则令人欣喜若狂的“好消息”。随后，李大钊在《每周评论》发表《庶民的胜利》、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等文章，令中国革命家为之一震。马克思主义真的能救中国？中国革命者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。
1919年1月，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对日妥协，山东半岛刚出德国“虎口”，便又入“狼窝”。日本继德国接手山东的消息一经传回国内，中国人民愤慨不已。陈独秀、李大钊等革命者迅速召集青年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举行“抵制巴黎和约”反抗游行。
一时间，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青年运动。这场思想“暴风雨”使中国民智从闭塞到真正开始开放，中国青年开始反思，“死读书真的能救国吗？”
身在湖北高校的郑位三，同样在深思，“工业真的可以救国吗？”此时，郑位三还没有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。就在郑位三迷惘时，他遇到了他一生的“贵人”，也是他思想的启蒙者萧楚女。
在当时，萧楚女是《大汉报》、《崇德报》的编辑，善用讽刺的文笔和独特的角度，发表批判袁世凯政府的反动统治的文章。他希望以笔为剑，从思想上警醒世人，寻找新的救国道路。
作为长者，萧楚女在得知郑位三的迷茫后，他将一本翻译不全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版交给郑位三，淡淡地说，“看看吧，或许你能从中找到答案。”
郑位三拿到书后，将信将疑地翻看起来，才翻阅完第一章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三天后，他便将《共产党宣言》通篇看完。此刻，他如同于一片蒙昧中被洪钟惊醒，心间迷雾顿时全散，萦绕心间不去的只有萧楚女留在书后空白页的一句，“马克思主义或可救国”。
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。而郑位三也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中，寻找到自己的信仰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共产党组织，参与到为人民民主革命的队伍当中。
1927年，郑位三先是随萧楚女，一同加入了恽代英、陈潭秋等创办的“利群书社”，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进步书刊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。毕业后，又通过“利群书社”与党组织取得联系，开始从单独行动到有组织地进行斗争。
当时，全国军民讨伐军阀的革命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此时，应党组织的安排，郑位三从武汉回到自己的家乡黄安县，走进农民阶级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，为之后的农民起义作群众思想准备。
可黄安县本就地处大别山麓，经济落后、思想桎梏，在这样民智未开的地区，进行思想宣传工作本就是“难事”，更不用说动员百姓参与革命了。
但是，郑位三没有退缩。他起身走到县委家门口，将袖子推至肘间，拿出一副要“干架”的气势道，“我还就不信了，这事能难倒我？”
他先是把被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组建起来，成立农民协会，一同承办当地人民深恶痛恨的土豪富绅。后用从“富豪”家中搜刮出来的民财，创办农民夜校，为那些留守家中务农的青壮年提供学习场所，给他们普及进步思想。由青壮年引领其他群众，创建坚实的农民武装力量。这为后来的黄安起义准备了大批的革命骨干力量。
1927年3月，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进军武汉，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湖北地区。北洋军阀节节败退，国共两党的双赢局面马上到来。
然而，就在黄安的郑位三为斗争胜利、农民终于要翻身而欣喜若狂时，蒋介石、汪精卫却先后在上海、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。政变发生仅三天，共产党员就有300多人被杀，500多人被捕，5000多人失踪。
仗还没有打完，革命阵营却已经支离破碎，共产党也为这次“合作”付出血的代价。但蒋介石、汪精卫如此“过河拆桥”的做法真的是一时兴起吗？
早在庐山时，蒋介石便对外表示，“吾非共产党一员，然究其革命地位而言，吾乃中国革命之领袖，共产党实为革命势力之一，吾应有权干涉共产党强横行为并予以制裁。”由此可见，蒋介石“清共”是蓄谋已久的。
一时间，白色恐怖席卷湖北各地，黄安县的革命形势也急转直下，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张贴“共党”通缉令，并派出特务进行暗杀行动。此时，郑位三、董必武在内的92名共产党员身处被通缉的困境中。
这时，郑位三却主动站出来，提出将县委党委组织转移至七里坪的决议，并立刻与上级联络，商讨重整黄安县委、建立新的党组织根据地。
当时，很多人不明白郑位三如此作为，他们劝解郑位三“泥菩萨过河，本就自身难保，非要去充当出头鸟，不怕死吗？”郑位三低头笑了笑后，一脸严肃地说，“怕，但是我更怕革命失败了，百姓在我面前枉死。”
“以革命继续革命，以革命发展革命”，1927年9月，郑位三高举旗帜走在革命的前沿，带领黄安县群众放下手中的锄头，拿起枪支，揭竿而起。
黄安县的一场“暴风雨”来袭，地主阶级和穷凶极恶之人避无可避，只有“挨打”的份。而如此大范围的暴动，难免惊动国民党反动派，南京政府立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。
然而，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一时的暴动可以暂时平息，埋下的革命种子却是生生不息，永不磨灭的。随后，不过两个月的光景，麻城人民也纷纷举枪，攻打国民政府部门。一时间，大别山烽火四起，点燃了工农革命的火把，也点燃了革命者心中的火苗。
面对黄安、麻城人民的起义，国民政府一贯采取“杀一儆百”的血腥手段进行镇压。并以第12军一部的军力重新占据黄安县城的“高位”，继续进行“除共”任务。
黄麻起义以失败收尾，而郑位三也因这一战在红军中闯出“名头”，中央高层决定重用这个有勇有谋的“小伙子”。不久，中央军委决定安排郑位三前往黄安县邻县柴山保一带，重聚在起义中为牺牲的革命武装力量，为之后的革命“蓄力”。
柴山保地处河南、湖北两省三县的边界地带，北结通箱保、西临官堰保、东通董范店、南临黄安县，可谓是“军事必争之地”。因此，要想拿下柴山保，可谓是一件“难事”。
而当时，在战争中留存下来的武装力量不足一个团，要想建立根据地，就需发动青壮年群众加入红军行伍，为我军注入新生力量。因此，郑位三和柴山保根据地负责人吴光浩等商议，先打击柴山保周围地方阶级的非正规军，后号召柴山保百姓参军，慢慢壮大我军。
根据我军线报显示示，多年来柴山保的地主豪绅常常利用钱财，与国民政府官员勾结，在乡间强抢民女。即使有人报案，他们就“官官相护”，用权势将事情压下去。这令柴山保的百姓对那些地主乡绅痛恨不已。因此，我军决定先用“军火”拿下地主豪绅，之后民心必向我军倾倒。
果不其然，当得知地主豪绅被红军“收编”后，百姓们纷纷为红军竖起大拇指。村中青壮年也纷纷表示，希望脱下农民的旧衣衫，穿上军装，跟随红军进行革命。
就这样，不出几月光景，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，武装力量也随之扩充。为此，党中央决定改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为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，分编4个大队，成立独立司令部。
后来，“商南暴动”、“皖西暴动”的发起，使豫东南根据地、皖西革命地随之建立，红32师、红33师的加入，令鄂豫皖边区的军事力量不断壮大，并于1930年，正式揭牌成立“鄂豫皖苏区”。
由此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大根据地“鄂豫皖根据地”正式成立。作为重要创始人，郑位三也相继任职内务部长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、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长、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。
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统治范围内拔地而起，这令蒋介石愤怒不已，他对身边的人表示“此时不除，他日必成大患。”
1932年6月，蒋介石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“围剿”行动。这一次，蒋介石调集近40万兵力进行围攻，并给国民党赣粤闽边区“剿共”总司令下达“最后通牒”此次围剿只有成功，不须失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当看到40万国民党军队兵临城下时，毛泽东便已猜到蒋介石的图谋，毛泽东向身边的人打趣道，“经历三次失败，老蒋这次是要鱼死网破啊。”
这次战争，对于红军来说可谓是“如临大敌”。而这次斗争使得红军牺牲5000余人，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向川陕交界转移。为掩护红四方面军撤离，红军方必须留下一队人马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拖延战术。
众人都明白这次的掩护任务无疑是“赴死战”，领下任务就等于接下“赴死令”。一时间，会议上鸦雀无声。
此时，郑位三一拍桌子，站起身来，拍着胸脯对军委说，“我去，我一定会誓死坚守苏区阵地，死死拖住国民党的‘大腿’，不让他们再往前一步。”就这样，郑位三冒死担下重任，留守鄂东北坚持武装斗争。这不是郑位三革命生涯中第一次如此临近死亡 ，当然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
原本以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由地方游击队组建的队伍，去抵抗多于我方几倍的敌军，是万万不可能胜利的，甚至最后只能落得“尸骨无存”的地步。然而，郑位三却用了巧计，将死局变为活局，并逆袭成为国共战争中的红军最有力的武工队。
如期所料，红四方面军一经撤离，国民党军队便以迅雷之势占领鄂豫皖苏区。为了彻底清除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，国民党当局下达“宁可杀错一个，不可放过一个”的残酷命令。因此，凡是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，皆是毫无人烟、寸草不生，将一方村庄几乎都变为“无人区”。
早已潜藏在人民群众的郑位三，看到国民党如此无人性的残酷行为后，攥紧了拳头，暗暗发誓“不打倒国民政府，誓不为人。”
为了扭转局面，郑位三决定采取“以下补上”、“战斗与生产并行”的策略。他以农工的身份做掩护，深入农民群众，大力呼吁各区各乡建立游击队和游击小组，形成新的武装力量。
未出几个月，鄂东北地区便以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力量，成功地填充到红二十五军，各县也鼎力相助，出资购买枪支、衣物，支援红二十五军。
经历一番“卧薪尝胆”后，郑位三开始带领新红二十五军进行反击。他巧用“白天扮国民党，晚上换装为共产党的国民党基层政权”的“骗术”，以便衣伪装一个队伍，成立于正规军之外，俗称“便衣队”。
一方面由便衣队着便衣，携带短枪、匕首，袭击敌人，保护群众，一方面由正规军着军装正面反抗敌军，对国民党军队实行双向反击战术。
有一次，红军为了获取补给，必须要从国民党手中“抢过”一个镇子，但是毕竟在国民党统治范围内，强取必讨不到好处。
于是，郑位三巧用“声东击西”战术，先让师长陈先瑞带领一部队在河这边闹出动静，吸引敌方大部队，郑位三则带一队人在河边潜伏，待敌人大部队到达河岸后，将其船只全部烧毁。此时，镇上的大批补给就统统归属红军了，等国民党回过神来，只剩下船只残骸和无奈。
红74师在根据地可算是神出鬼没，今天打一个县城，明天打一次伏击，搞得国民党军几十个团被牵制在陕南疲于奔命。国民军对郑位三可是“痛恨不已”，却无奈连个人影都抓不到。
鄂豫皖苏区这一盘死棋，被郑位三的“神计”化为神奇。而为数不多的队伍也被壮大为一个人数直逼“小半中央红军”的新红二十五军，甚至于后来一度成为红军革命的骨干力量。
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得到消息后，都开怀大笑，拍手叫好，“这郑位三可真是一位神人啊！”然而，在郑位三革命生涯中“以一敌三”的战争并不少见，他“神乎其神”的战略安排在鄂豫陕根据地也曾施展过。
1935年7月，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，郑位三再一次被“抛弃”在鄂豫陕根据地，那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路途中建立众多革命根据地中最大的根据地。
当时，留守根据地的红74师不过700余人，而敌方却以20多个团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包抄。这无疑又是一个“四面楚歌”的困局，而“身经百战”的郑位三早已对此处变不惊了。
在鄂粤陕根据地的游击斗争中，郑位三冷静地分析局势，提出战斗策略，以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的迷惑战术同国民党进行抗争。
一年后，在近百次的战斗中，敌军多次“围剿”惨遭失败。接连的败仗使得国民党对郑位三这位“幕后玩家”更加地痛恨，却无奈于有心而无力。
后来，中央红军准备向西继续长征，而国民党却紧盯红军主力行动，使得西征行动困难。此时，远在陕南的郑位三以一场“华山闹剧”配合红军，给国民党唱了一出“声东击西”的好戏。
当被郑位三“吸引”来的国民党军队从戏中惊醒后，为时已晚，此时的红军早已顺利踏上了西征路途。对于郑位三高超的行军指挥能力，毛主席都忍不住赞扬，“位三同志这招‘游击术’配合地十分地好啊！”
在往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，郑位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原局常委、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等要职。本来，郑位三可以深居高位，安享晚年。
然而，长期生活在生活资源匮乏、工作环境恶劣的条件下，使得郑位三的身体落下了严重的病根。先是严重的胆结石，后是胃溃疡等疾病，令郑位三晚年痛苦不已。建国后，考虑到郑位三的身体原因，他并没有繁多的职务和工作，只挂着一个中央委员的名誉职务。
1955年8月，为了严格规整中共中央内部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。自上而下共分为24级，前3级为国家级，大多都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十大元帅，而像十位开国大将就有八位为行政四级。
工资级别的评定是严格按照国家机关干部在任的职务进行的，没有一点的徇私舞弊存在，所以这次评级进行地十分顺利，没有丝毫的质疑。
然而，当讨论到郑位三同志的级别时，众人却犯了难，一个没有职务的人该如何评级呢？毛泽东见众人不说话，他认真地说“位三同志在革命中劳苦功高，应当定为行政三级”。这无疑是将郑位三抬到与彭德怀、陈毅等一众开国元帅同级的高位，无一职务却享受当时的“高薪”。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郑位三的“偏爱”和重视。
可得到“高薪”的郑位三并没有居功自傲，他将自己的所有工资全部都捐给了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家属，这直接导致全家的开销全都依靠妻子蒲云收入不高的工资支撑。后来那几年，在郑位三家里的饭桌上从未见过荤腥，几乎都是蔬菜一类。就连郑位三家中的“大厨”都打趣道，“在郑老家里，我完全就没有用武之地啊。”
1966年5月，郑老因为一篇“陈情信”而被党内有些有心人利用，污蔑郑老上交信件皆目的不纯，是为在党内“拉帮结派”所写，甚至将“叛党”诬名加至郑老身上。为此，郑老不予理会，一直以“清者自清”而自居。
直至1975年7月27日，郑老因病逝世，他的“叛党”诬名也没有澄清，世人对他也多是误解，将郑老的功名全部抹杀，只留下他的“过错”。为了防止激起群众的反抗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商议表示，先低调办理郑老葬礼，为其正名后，再加以补办，不能伤了郑老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。因此，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
1978年12月，中共第十三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。这次会议为多数革命先贤正名。在谈及郑位三时，邓小平同志郑重道：
“郑位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，无论是在毛主席、党中央的领导下，还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，他都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几十年来，他积极工作，艰苦奋斗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。我们应该为其正名，并给予烈士荣誉，弥补他的遗憾。”
郑老终得以昭雪，后人无限宽慰。而这一切都在诉说着，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可以说，郑老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炒股杠杆口诀，国家也不会辜负他。在此，诚心向郑老一样为国家鞠躬尽瘁的革命先烈致敬！
发布于：天津市